谈起中国的当代文学，是绕不过白先勇先生。

他的文笔出奇的细腻动人，能将生活琐事写得如昆曲般撩动心弦。尤善于描写过往的繁华盛景与今夕的沧桑落魄。被誉为是“在悲剧上洒着金粉”的独特味道。

他是半个中国文化圈鼎力推崇的大家，受到余秋雨、林青霞、许知远、曹可凡、叶嘉莹等一致推崇，他的作品是林青霞、蔡康永的枕边书，三毛称其是自己一生的导师。

夏志清教授曾评价说，白先勇是“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五四以来，艺术成就上能与他匹敌的，从鲁迅到张爱玲，五六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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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最新散文集《八千里路云和月》，记述其父母亲，以及那个时代。

如果你肯去豆瓣看一看，根本找不到先生有8分以下的作品。其中好评最高的，便是他年轻时《台北人》《寂寞的十七岁》《孽子》《纽约客》，更有他的新作《八千里路云和月》。

这五本书，几乎写尽了先生的一生。

1937年 出生广西桂林，童年在桂林、南京、上海度过。 

1952年 自香港移居台湾，插班建国中学，随后就读成大水利系与台大外文系。

1960年 大三，与同学王文兴、李欧梵等人办《现代文学》杂志。

1963年 赴美国爱荷华大学修习文学理论和创作研究。 

1965年 任教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教授中国语文及文学，同年陆续发表《台北人》系列，1994年退休。

1977年 于《现代文学》连载《孽子》。

2003年 制作青春版昆曲《牡丹亭》。

2019年 出版《八千里路云和月》回顾人生。

白先勇出生于1937年，是白崇禧之子，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九。在他出生那一年，七七事变刚刚爆发，白崇禧一家从广西搬来重庆。将军顾不及这个刚出生的孩子，就匆匆赶赴抗战前线。

这似乎预示了少年白先勇敏感而孤独的性格。

白先勇7岁时，不甚传染了肺结核。在当时落后的医疗条件下，人人谈痨色变。为了避免传染，整整四年时间，白先勇都是在被隔离的日子里度过的。

“我一个人住半山的房子，保姆跟着，有自己的小厨房，吃饭一个人。父母亲偶尔来看我，但和哥哥姐姐不在一起，觉得被打入冷宫，失去童年，从此个性就变了。”

本来的敏感心性，隔离四年后，更变得伤春悲秋。独居的孩子听见灯火辉煌处有热闹的笑声，掉下泪来。

他的童年里，就只有回忆在广西老家的快乐时光，盼着等父亲归来，和脑海里一碗桂林米粉的滋味。

幸好，家中有一个叫老央的老伙夫见多识广，总能用三言两语把极平凡的故事讲得妙趣横生。白先勇就常常搬个板凳去厨房里听老央讲故事。

这些故事，成为他孤独日子里最大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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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抗战第九周年纪念日，全家在南京团聚合影。

除了疾病，白先勇年少时的孤独心境，更多也来自于父辈的命运遭际。他的童年除了桂林山水，更多的是终日奔波。

白先生成长于官宦之家，父亲白先勇将军是“抗日英豪”，一生功勋彪炳，曾领百万雄师，南征北战，几度出生入死，是抗日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母亲马佩璋是名绅富贾之女，是曾经带领全家穿越枪林弹雨的勇敢女性。

先生的童年里，那些身世显赫的历史人物、名门望族，也不过只是隔壁的长辈。他亲历了战火纷飞的年代，看到他们如何一步步走向壮烈，走向历史长河，最终走向遗忘。

他用笔墨在延续着传统文化的同时，自己也成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他说，“我写作，是因为我想用文字来表现人类心中一种无言的痛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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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勇长年台北、加州来来去去，说中国文化就是他的家。

少年白先勇却跟着全家踏上轮船，几经辗转，而后赴美读书。

与父亲在机场分离的这一天，一向坚毅的白崇禧竟哭得一塌糊涂。因为他的身体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也许他预感到，这次父子一别，恐怕是很难再相见了。

果不其然，4年之后，没等白先勇归来，白崇禧就去世了。白崇禧征战沙场半生，晚年却过得并不平静。医生研判，是冠状动脉梗塞。

当时的白先勇在美国加州，噩耗是由三哥先诚从纽约打电话来通知的。当晚整夜未眠，在黑暗的客厅中坐到天明。他的世界像是轰然倒塌了。

先生在接受采访时常常说，“父亲教给我锲而不舍的毅力，母亲带给我与人相处时的温暖和拥抱。成长过程中总想挣脱，但时间到了就发现，那些又都回来了。”

继父母的历史，乡愁于白先勇而言像是再饮不尽。再想起一碗米粉，一次广西风光，都仿佛是梦境一般，他的故乡情结越结越深。 

到美国后，白先勇继续开始自己的创作，此时的他无拘无束，灵感大发，相继创作出了《台北人》《孽子》《纽约客》等著名小说，其中《台北人》被评为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第七位，而《孽子》则被改编成电视剧搬上了荧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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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白先勇赴美读书，父亲至松山机场送行，

此为父子最后一次合影，他戴墨镜是因怕眼睛哭肿了不好看。

白先生的笔下，17岁男孩是寂寞的，但17岁的小说家，在最好的时光遇见最好的人。1954年夏天，他上课迟到，抢着上楼梯，撞上了一个也快迟到的男孩，那是隔壁班的同学王国祥。

38年的故事说不尽。先生少年时梦想到长江三峡筑水坝，申请保送成大水利系，王国祥也跟着去考成大电机。他发现自己兴趣不合，重考台大外文系，王国祥也转学台大物理系，他办《现代文学》，种种快乐牢骚，王国祥是第一个听众，二人更是一前一后赴美。

感情路上，谁不希望有人可以作伴呢？王国祥晚年病况沉重，先生遍捧厚厚病历，遍寻名医。1992年夏天在加护病房握着王国祥的手，陪他走完人生最后的路。

先生用饱含情感的笔重重写下，“我与王国祥相知数十载，彼此守望相助，患难与共，人生道上的风风雨雨，由于二人同心协力，总能抵御过去，可是最后与病魔死神一搏，我们全力以赴，却一败涂地。”

在《孽子》扉页，他淡淡写下：

“写给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 

独自彷徨街头，无所依归的孩子们。”

2000年，白先勇先生经历了一场心肌梗塞，“我家里后花园有一盆茶花，种子从云南来的，叫做佛茶，花跟莲花一样大，过一两年，飙起来了，泥土不够了。那年夏天，我午觉醒来，看车房有一袋泥，想到要加土，把泥土一搬，哎，发作了，心紧得不得了，躺下来，没事了，去看急诊，我父亲心肌梗塞走的嘛，医生见状转诊心脏科，做心血管检查，左冠状动脉，阻塞99％，只得紧急开刀，命悬一线吶。发病前的1个月我去京都33间堂，里面供着八百尊观音，我本来对观音就很亲，我上香，忍不住掉泪，那种掉泪就是一种受了菩萨的护佑，后来想想菩萨留我在世上，可能还要我做什么事吧。”

先生在《八千里路云和月》中这样母亲，“人世间的一切，她热烈拥抱，死亡，她是极不甘愿，并且十分不屑的。”而他的这点大概更是随了母亲，热爱生活，不屑死亡，悲悯通透。

白先勇一生坦荡，将一副柔情付这断壁残垣，又用这柔情浇灌出一生的姹紫嫣红。他对文学，对戏曲，对人生中可念不可追的爱情和过往，莫不如此。

毕竟，“乡愁是永远填不满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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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20年前开始练气功，步履还像年轻人一样轻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