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岁的我，貌似青年才俊，一度开始精心编织自己的形象。

我试图讲述一个贫苦少年奋斗逆袭、励志成长堂而皇之的榜样故事，故事里的自己出身贫寒却志向远大、屡屡受挫却意志坚定、胸怀正义带着无坚不摧的梦想。

此时的我会衣着光鲜、发型崭亮而信心十足地在某个电视栏目、某个报纸专栏或某所大学的讲台上口若悬河讲述那些关于自己的传奇苦难，当那些故事在无数的口水和眼球中肆意纷飞时,我似乎志得意满。

故事大致如此：15岁之前没吃饱过饭的乡村少年，以县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取全国重点大学，大学期间摆地摊、卖报纸、推销手机卡、做活动促销员和图书管理员养活自己，崇拜调查记者王克勤、赵世龙，去疯人院、黑煤窑卧底暗访，立志要做中国最牛逼的调查记者。

借来500块钱到北京圆调查记者梦，半个月的挨饿、睡石板后硬闯新京报社，从白宫书记调查、新泰上访者的精神病院、王亚丽骗官，获两次报社年度调查金奖、被称“80后揭黑穷记者”、获团中央80后工作榜样、GQ杂志“最善于突破的调查记者”，再到“华丽转型”年薪很多万的今天，西装革履大谈媒体融合、互联网+O2O，往来无白丁有巨富、大儒、长腿美女和知名影星。

故事至此……

如果我已是陈欧或者张一鸣，甚至马佳佳，这个故事都足以让我立地成像，成为我眼馋的社交偶像而刷爆你的朋友圈，换来点赞无数，可我只是一个貌似才俊实则屌丝的大腹便便的伪精英，所以，告诉你个秘密，33岁的我心里其实总是无比惊惶，甚至33年来我一直惊慌失措，因为发现在我的隐秘世界里一直有一个叫庞麦郎的自己，那是个饥渴的货!

我害怕挨饿，正如大鸿米店中五龙为生计逃离家乡枫杨树镇，在装满大米的火车上一把把将生米塞进嘴里去满足自己活下去的欲望，直到多年以后即使满嘴金牙他也还要时刻咀嚼一把生米，那是对饥饿本能的恐慌，骨子里的，你们不懂，我懂。

六岁时，我家的邻居是个屠夫，我从没有对那些待宰的羔羊充满同情，一阵阵肉香却让我很没尊严地站在他们家的门边看着邻居的孩子在大快朵颐，我想我的眼神那时比狼都绿，一个孩子恶作剧的扔了一块肥硕的生肉给我说，吃吧，我便欣喜地大嚼起来，在那些孩子放肆的笑声中，憨厚的父亲劈手打了我一个耳光，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那块肉就那么伴随我的嚎啕大哭声摔落尘埃，一如我整个挨饿的童年显得孤单无助。

那天的阳光白花花的，一如那块肉的颜色，我开始哭，开始闹，开始打滚，躺在地上我的眼泪和那些尘土混在一起，有一种特别的味道，这个味道我无法描述但至今依然刻骨铭心，当时我哭喊着我要吃肉，我要吃肉，始终未说话的父亲把我像拖条死狗一样拖回家。

我下定决心要绝食，不知为了那块肉还是那个耳光，那天晚上父母都没有理我，哭累的我做了一个好长好长的梦，梦里全是白花花的颜色，那种颜色让我觉得受了天大的委屈，哭湿了枕头。

那时的家，是斑驳的四面土墙围着的一张苍老的木床，家徒四壁，父亲、母亲和我便挤在那张床上，春秋冬夏如流水一样无聊地过时光，我们相依为命。

家里有十六亩麦地，却始终受困于旱涝，每半年都要闹饥荒，玉米馒头夹着粗大的盐粒有时就算我的一顿午饭，棒渣粥就咸水萝卜算晚饭，吃得最多的是一种叫旺瓜的本地南瓜，多年以后我闻到这种瓜的味道，我都会要恨不得把那噩梦般的记忆和胃全部吐出来。

当时的猪肉是三块五一斤，几乎是全家一个月的生活费，只有农历年时家里才会有顿肉馅的饺子，在其他时间，猪肉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和邻居家的阵阵肉香，对于15岁之前的我来说是个残酷的诱惑。

在我从白花花的梦里醒来的那个早晨，家里赫然出现一头四五十斤的死猪，烧水、烫毛、放血、割肉、熟悉的肉香，我开心极了，我吃了20岁之前最充足的一次肉。

多年后，母亲才告诉我那猪其实是邻村人家的瘟猪，因担心病菌感染，本来是已经埋掉的，父亲那天在我熟睡的半夜摸黑走了七八里路，将猪从土里扒出来背回家的，她说你爸那天打你的时候哭了很久，他说要想办法让你吃点肉。

直到今天，我都记不得那肉是否有异味，我没有怪父亲，我也没有觉得那肉恶心，想起这段经历我都能闻到那股眼泪和尘土混合的熟悉味道，眼前是那白花花的光，这场景我想这辈子我都不会忘记。

2006年7月23日，站在北京西站的广场上，那天阳光炽烈，我像一张单薄的纸飘在行色匆匆的人潮中，除了那借来的500块和一个要做牛逼记者的梦想，我一无所有。

OK，请拒绝装逼煽情，要牢记你还不是成功人士，不该此时忆苦思甜，故事回到开始……

有些事我都已忘记

但我现在还记得

在一个晚上我的母亲问我

今天怎么不开心

我的庞麦郎，我的滑板鞋。

当那个陕西山疙瘩里的干瘪男孩像野草一样在一座座铁石森林和心肠中引起巨大骚动，无数讪笑和恶搞，让习惯追逐高大上的人们开始肆意嘲弄这个追梦的男孩，一把年纪还冒充90后，明明是山南非说自己在台南……好吧，所有人都有追逐梦想的权利，勇敢追梦的人不该被嘲笑，他只是饿极了，抓起的可能是米，可能是白花花的生肉，或是那被人遗弃的瘟猪肉，这是一个充满饥饿感的孩子，在他蜗居上海的小旅馆、在誊满小炒歌词本、在记者追问的恐慌中、在满世界逼问中关机，他小心翼翼保护的只不过是一个想唱歌给很多人听的平凡梦想。

其实每个人都有不愿意提及的过去和敏感，也都有功成名就后时刻准备的忆苦思甜，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追梦的庞麦郎，在梦想实现前，我们应该始终保持谦卑、饥渴和野草般的上进。

2010年，我以“造假骗官书记王亚丽系列调查”获得在新京报生涯的第二个调查金奖，我决心跳槽去央视的《经济半小时》，当时的领导问你为啥要离开，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厉害了，我说没有，我恰恰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我只会拿料突破骗官员，接触的不是访民就是警察，我想知道有没有另一种角度操作新闻，想学会另外的思维来讲述故事。

我说如果我觉得自己很厉害，完全可以呆在新京报安享这种盛名，后来在一片反对声中到了央视，一切从零开始学习，见谁包括我鄙视的各种逼格满满的人都要低头喊一声老师，换来的是当年央视年度批评报道奖和一张拖欠近20万的白条工资(编制外，至今没给)。

借钱过时光，一夜回到10年前，但我不后悔。

2011年，离开央视是怕自己穷到出卖尊严的地步(几乎百分百)，临走给领导说，这钱我不要了，要了你们也不给，我想山不转水转，有朝一日我们再相逢，希望以此念个情分，大家还是朋友。

当时想我挨过饿，我不怕，大不了权当脱产学习了，收获不菲，至少能看懂公司财报能和CEO们称兄道弟扯淡了，这是曾经作为“80后揭黑穷记者”的屌丝所不具备的，我决定换一种生活。

理想很风情，现实性冷淡。

当带着要建百年智库的想法回到新京报时，总编辑说想法不错，不过你还年轻，做不了，还是先做调查记者吧，好吧，继续做调查记者。

2012年我写了什么稿子呢，其实根本记不得了，年底述职时我给自己打了40分，面对所有同事，我说我觉得过去一年我写得都是狗屎，一文不值。

述职当晚，醉得一塌糊涂，给哥们说，我觉得我再也不做不了我心目中的记者了，因为我在乎出差的时间长短、人身的安危、选题的难易程度和每篇稿费究竟是发我2000还是1800了，新闻应该纯粹记者应该无所顾忌，现在我要过日子了，要想着陪媳妇要想着房租、信用卡和弟弟的大学学费，我与我心目中的那个记者形象越来越远。

与其温吞等死，不如愤而弃笔。

2013年，竞聘新媒体，改行卖广告。

当时想自己也算名记，认识一大堆市长书记富豪CEO，报社定的3000万任务应该是个小case，结果一年时间，将脸快刷成鞋底，骨子里的骄傲被一次次打落在尘埃，无数次求人无数次被拒绝，让我很想深深反思我所热爱的这张报纸究竟遭遇了啥?遭遇的是移动互联网，是视频崛起，是今日头条，我们的应对依然是硬广加软文，那一年我头破血流，对个人和媒体行业的前景开始产生前所未有的迷惘，我不知道风口在哪，但我知道答案一定在互联网，再次清零，决定离开报社寻找答案。

当我带着数十张ppt打印纸走进风行网创始人CEO罗江春的办公室时，作为一个传统媒体人带有对新媒体人天然的好奇而又内心惶恐，那天下午我们聊了近40分钟，其中30分钟是关于我如何度过挨饿的日子，10分钟用来探讨媒体融合的可能，临别时，罗总对我说，玉浩，你的脸上充满“饥饿感”，风行适合你。

此时遇见罗总和风行的团队，仿佛醍醐灌顶，让饥渴的我随之热血沸腾，互联网与传统媒体结合的前景让我想想都激动不已，彼时，罗总提出“风行是第一个举起台网融合的大旗何不高举媒体融合大旗”，随后整整一年我都像打了鸡血一样为“融媒体”奔走呼号，累却梦想着，我想我爱的媒体必然该有个善果。

我真的是需要鸡血来活着的人，而且我貌似也真的很骄傲，骄傲到了我有了想法你不让我去试试，我会生不如死，在我33岁的年纪我依然觉得自己很饿很饿，依然能够看见梦想时刻发出白花花的光——要么到塔顶，要么去死，总之拒绝平庸，我想这是我们这一代80后人的光荣和梦想。

谁没有追梦的年纪?那些坎坷和尴尬又算什么呢?在梦想实现之前，我们都应该感谢并时刻怀念我们曾是庞麦郎的日子，时刻保持你的饥饿感。

这不是一个屌丝逆袭的故事，而是要时刻提醒自己你一直都是一个害怕挨饿的屌丝，一辈子都是!

不会忘记在那个夏日午后我曾为了一块生猪肉哭了一个下午，不会忘记那个耳光，父亲背回的那头瘟猪，那梦里白花花的阳光，和那混着尘埃的泪水味道。

所以，这个夏天我依然会做出改变，因为我饿。